20世纪50年代中期，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百废待兴，面对着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为打破核垄断和核讹诈，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集体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决策。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在罗布泊爆炸试验成功。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发表相关声明：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威胁。中国政府郑重承诺，在任何一个时间里、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60年时光倏忽而逝，罗布泊上空的蘑菇云早已散尽，但世界并不安宁。在这个特殊时刻，让我们一起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重温新中国第一颗研制攻关的风风雨雨。

  1945年7月16日，美国成功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8月上旬，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先后投下了两颗，加快了日本投降的进程。继美国之后，苏联、英国先后成功爆炸了。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国也加紧了对核科学的研究进程，世界进入了原子时代。

  研究和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进入了中央决策层视野。1955年1月15日，中央召开了书记处扩大会议，除、、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李富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地质学家李四光、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党组书记刘杰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原子能问题。

  “今天，我们这些人来当小学生，请各位专家讲一讲原子能的问题。”开门见山。钱三强向各位领导含笑致意，然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原子武器原理进行讲解。周恩来特地坐到钱三强身边，遇到较为重要或者难懂的地方，就轻轻地说：“三强，你再讲一遍，举个例子。”在座的听得都很认真。

  李四光拿出一块黑色矿石，对等人说：“这就是铀矿石，经过提炼和制作后能释放出巨大能量。”盯着桌子上那块神秘的灰黑色矿石，兴趣盎然，李四光将射线检测仪放在桌上，当铀矿石通过检验测试，仪器发出“嘎嘎嘎”的响声时，会场上发出一阵惊叹。

  听完专家的讲解，站起来对大家说：“我们的祖国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以后一定会找出更多铀矿来。解放后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基础，这件事该抓了。”说的“这件事”指的就是，会议结束时，指出：“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积极援助。有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肯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重大决策，我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正式纳入了共和国议事日程。

  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在讲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慷慨陈词：“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在空中一挥手臂，“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这个东西！”听了的话，会场上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总理随即与有关部门酝酿、商讨原子能工业的领导和组织机构，当时准备参照苏联模式，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由兼任主任，刘杰请周总理选择一位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周恩来找到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要他从军队中找一位中央委员，到原子能委员会工作。考虑了两天，最后毛遂自荐，对周恩来说：“就把我调出来吧。”

  后来，周恩来找有关征询意见，大家认为如果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势必还要设立办事机构，这样会增加层次，不如在国务院成立一个原子能事业部。1956年7月，周恩来在《关于原子能建设问题》报告中，向中央提出成立原子能事业部的建议，得到中央批准，最后出于保密需要，定名为第三机械工业部。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成立三机部的决议，后来又改称二机部，任命为部长，刘杰、刘伟、钱三强等人担任副部长。

  1958年夏末的一个上午，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应邀来到书房，、周恩来、和等人早早在此等候。

  “教授好！我这个小学生又来向老师请教了。”直入主题，“两位专家对我们的原子能事业是怎样估计的？”钱三强首先发言：“经过几年的组织队伍，我们在方面已经有了一定基础，二机部的理论研究人员已有千人以上，一些理论课题已经上马。如果苏联在履约上没有变化，我们很快便可以制造了。”

  钱三强提到的“苏联履约”指的是1957年与苏联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要求，苏联将提供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要求中国同意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这个建议遭到中方拒绝。周恩来对苏联援助中国一事早有担忧，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们仍旧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立足国内。”

  钱学森随后提出了要组织全国大协作的问题，这位物理学家认为，核弹是现代各种科学技术的高度结晶，所有研究工作由一两个部门包下来是不可能的。他建议成立一个专门攻克技术难关的研究机构，对这个建议非常赞赏，叮嘱周恩来尽快组织落实。

  “请你们专家来，就是要帮中央下一个决心，这个目的，现在看来是达到了。”对这次谈话非常满意，他形象地指出，“也是纸老虎，并不可怕。但是人家有你没有，它就是真老虎。如果我们也有了，我们就能打破核垄断，问题就这么简单”。

  不久中央便形成了一个重要决定，这个决定的内容，当时虽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却让一列列火车、一支支部队、一批批科学家开向大西北，在茫茫戈壁滩上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

  发展核工业离不开资源。1955年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时，只在广西一带发现了铀矿标本，我国有没有铀矿还是个问题。苏联对中国原子能援助有个前提，就是必须等中国勘探提交一定的铀矿储量后，两国再具体谈判后续的援助项目。

  地质部为此成立了第三局，局长由公安部经济保卫局局长雷荣天担任，专门负责铀矿勘探工作。三局组建了新疆519大队和中南309大队两支勘探队，这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支铀矿勘测队伍。勘探队队长由中国人担任，总工程师和总地质师则由苏联专家担任，来华工作的苏联地质专家最多时有400多人。

  按照签署的调干通知，519大队从山西、河北、四川、陕西、甘肃和新疆选调了200多名干部；309大队从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选调了100多名干部。对调入干部的要求特别高，年龄也有限制，必须年富力强。这次调干对外严格保密，所有调入干部都持中央组织部介绍信，介绍信上只宣称是执行特殊任务；还专门批示，只允许当地省委知道调动的真实目的，其他人不许多问。

  除了调入的干部和专业方面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外，三局还招收了大批中学毕业生，以满足铀矿勘察的需要。陈金陵当年在长沙一中读书，毕业时恰逢中南309大队招人，学校推荐了他。经过短暂培训，陈金陵被分到地质队当操作员，具体工作是利用探测仪寻找铀矿。多年以后，陈金陵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那个地方很艰苦……天天爬山，后头还有一个公安跟着。过了些日子，领导发现我们心思不对，就跟我们说，公安不是冲你们来，不是怕你们跑掉。这个机器是苏联的，一架设备相当于是用一车皮鸡蛋换来的。你们学过保密纪律，绝对不能把仪器搞坏了。你们不管走到任何地方，都不能和老乡交谈。

  勘察队员长期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活动，难免会遇到一些预料不到的情况。据地质部三局秘书张振德回忆，有一次在云南与缅甸接壤地带，地质队员只顾集中精力找矿，不知不觉来到边境线上，他们感觉不妙，正准备往回撤时，被边防部队发现。边防部队见这些人头戴耳机，身背报话机，贴身携带武器，并且还拒绝透露到这里的理由，感觉形迹可疑，于是将其扣留。边防部队后来才明白他们是地质部三局的人，但对他们来云南的目的仍不清楚。

  519队先在新疆找矿，后来又去东北等地寻找矿脉，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勘探队员们吃尽了苦头。309队负责中南地区的铀矿勘测，活动范围主要在湖南、江西和两广一带，经济发达，交通也便利，工作比较好开展。1955年9月，309勘探队航测分队在湖南郴县（今郴州市）一带进行航测，一架苏制飞机沿地形超低空飞行。机舱内航测仪在纸带上打出反映地面放射性强度的曲线，记录纸带上忽然出现了一个又尖又窄的峰形。按照预定程序，飞机立即抛下一个石灰包，石灰包落地粉碎后在山坡上形成一大片白色，这样有助于地面人员寻找。

  石灰包掉落的地方名叫金银寨，位于湖南郴县许家洞一带，这里自古就是蛮荒之地，是古代官府流放犯人的地方。经勘探队勘察，金银寨虽无金银，却有着比金银贵重无数倍的铀。据曾在金银寨找矿的陈金陵回忆：“到了晚上，伍队长把我和殷俊显等在不同测线发现了异常点的操作员叫到一个帐篷里，外面还站着四个公安战士放哨，怕别人听见。他悄悄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找到了造的铀矿。从现在开始，谁也不准对外人说这件事！’”

  与此同时，铀矿勘探人员在全国发现了多处铀矿点。1958年5月，代表中央批准了二机部上报的“五厂三矿”选点方案，核工业第一批厂矿开工建设，奠定了新中国核工业体系的雏形。“五厂三矿”中影响最大的是郴县金银寨铀矿（代号“711”矿），作为全国第一座铀矿山，“711”矿不仅为我国第一颗提供铀原料，还为氢弹、核潜艇的研制提供了稳定高品质的铀原料。

  研制机构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1957年10月，中苏两国签署了国防新技术援助协定，苏联允诺在核武器方面给予中国相应的帮助，三机部（即后来的二机部）随即着手组建研制生产的机构，这个机构对外称九局。经推荐，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觉调任三机部九局局长。

  李觉1957年因心脏病到北京治疗，出院后住在总参招待所。后来找到李觉，说中央对他的工作有调整，准备让他牵头搞研制。李觉是军人出身，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也没办什么转业手续，直接就到三机部报到了。

  李觉报到时，九局已经有吴际霖和郭英会两位副局长。吴际霖早年毕业于华西大学化学系，抗战期间到延安陕北公学自然科学研究室任教员，1949年后长期在工业战线年调到国务院三办原子能小组。郭英会是广东人，全面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抗大学习，后来一直在军队工作，1949年后任周总理军事秘书。据曾任九局翻译的朱少华回忆，当时全局一共才五个人，除了李觉、吴际霖和郭英会三位局领导外，另外只有翻译朱少华和保卫处处长杨冠青。五个人住在西苑宾馆一个小楼上，只有两间办公室，有什么事大家就一起商量。

  为了尽快开展工作，李觉在北京组建了一个过渡性研究机构——北京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开始了研制的初期工程。为延揽人才，找中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张劲夫求助，张劲夫满口应承：“没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科学院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承担。”当即就将留美归来的博士邓稼先“支援”给了二机部。不久钱三强又来到科学院：“二机部要成立核武器研究所（九所），想从科学院调几个人。”他点名要求将科学院唯一搞电子显微镜的李林（李四光女儿）、科学院院刊编辑汪容、沈阳金属所副所长张沛霖等多名科学技术人员调到二机部，还要了许多科研仪器。对于钱三强的要求，科学院几乎全部应承。

  此时的九局和九所其实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局长和所长都是李觉。1958年10月，北京第九研究所公章正式启用，邓稼先、朱光亚、程开甲、周光召、王淦昌等一大批优秀专业方面技术人员先后调入九所从事核武器研究工作。九所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集中精力掌握苏联根据“新技术协定”向中国提供的核武器资料；二是培训专业方面技术人员。当时担任九所理论部主任的是“娃娃博士”邓稼先，他到几所名牌大学招募了28名大学生，开始的理论设计。这些人谁也没见过，邓稼先于是办起了“原子理论扫盲班”，找来相关的外文原版经典著作，边阅读，边翻译，边油印。经过两年多的学习研究，邓稼先带领一群年轻人用计算机模拟了爆炸的全过程。这种计算机不过是几台手摇电动式计算机，外加一些算盘而已，他们用落后的计算工具创造了奇迹，不仅弄清了爆炸的全过程，还掌握了其内在规律。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政府撕毁协约，撤走专家，不但停止了设备材料的供应，还带走核试验所有图纸和资料。在中国核武器研制面临最大困难的时刻，正在苏联的周光召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愿意放弃自己从事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国家急需的任务。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号召。”1961年初，周光召回到祖国，走进了核武器研究所。周光召从理论上进一步证实了邓稼先计算结果的正确性，接着又带领力学组研究人员，在原来工作基础上，圆满解决了内部所有关键性问题，将设计模型完整勾画出来。

  与此同时，李觉和同事们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他们跑遍了大西北，最后将目光落在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金银滩位于今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里四面环山，人烟稀少，水源丰富。

  1958年底，代号为“221”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金银滩正式建设，“221”这一个数字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家最高中。大批建设者向金银滩进发，他们先乘火车来到甘肃兰州，然后坐卡车到青海省会西宁，最后来到青海湖畔金银滩。这里空气稀薄，走上几步就会头晕目眩，但建设者们毫无惧色，他们搭起帐篷，开始了战天斗地的生活。此后不久，一所占地几百里，拥有发电厂、办公楼、加工厂、试验区、生活区的科研机构——西北核武器研究院（即二机部第九研究院）落成了，一批批专家学者和青年学生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开始了一项最神圣的事业。

  1958年，先后召集由黄克诚、、赵尔陆、刘杰等人以及海军、空军有关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核武器试验基地和原子武器储存仓库建设问题。会议研究决定并报国务院和批准，核武器试验基地和仓库设计由二机部负责。

  由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试验基地必须建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核试验基地的勘察、选址、施工任务由工程兵部队负责，工程兵部队专门成立了特种工程指挥部，负责试验场工程建设，由陈士榘将军亲自担任司令员。陈士榘对李觉说：“你们的科研、制造、试验场地、仓库四大任务，后两项我们工程兵能帮忙。”

  1958年5月，国防部成立了以陈士榘为首的选场委员会。他们乘飞机实地查看，并与苏联专家一起研究有关联的资料，认为敦煌西北160公里、银川西北200公里、嘉峪关北200公里和罗布泊等四个地区均有可能建场。经过对四个方案的分析比较，他们首选的是敦煌地区，但也没有排除罗布泊。

  决定撤销商丘步兵学校，将原班人马一分为二，一部分人建设仓库，一部分人建设靶场。商丘步兵学校政委常勇、副校长张志善组织了一个100余人的勘探大队，深入敦煌一带勘察试验场地形。陈士榘与苏联专家随后也来到这里，视察了试验场各区域位置。当时核试验场的爆心初步定在敦煌西北方向，直线公里；生活区在敦煌西湖农场，距敦煌市区大约10公里。最后需要确定的一个因素是高空气象情况，因为中国没有当地的气象资料，苏联专家要回国研究、分析邻近地区的情况，才能最终确定。

  第三兵团参谋长张蕴钰被任命为核武器试验靶场主任（后改称基地司令员），他认为敦煌试验场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最大只能试验2万吨TNT当量的，没有发展空间；二是距离敦煌太近，核试验会影响当地古迹、文物；三是严重缺水，100公里之内没有水源。这时苏联专家也来电说，经研究相关地区的高空气象资料，认为敦煌不适合建场，建议将试验场转移到新疆罗布泊一带。

  经批准，张蕴钰带领勘探人员对罗布泊的地形、地貌、水源、土质进行了全面勘察，发现罗布泊地区有丰富的水源，地势平坦，荒无人烟；北部的天山博格达峰和南部的阿尔金山脉主峰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好像两道天然屏风；东部为山地和丘陵，再向南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是一处理想的核试验基地。1958年12月28日，勘察大队在罗布泊西北100多公里的地方打下了第一根木桩，这就是后来空爆试验的中心点。第二年春天，这支代号为“0673”的神秘部队进驻新疆，张蕴钰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经过当地考验查证，最后，营区定点在乌什塔拉以南地区……因这里仅有很少一点马兰草，当地人称此地为马兰滩。我、张志善、工程处长苏润海最后定点时就将此地定名马兰村。部队进驻后不久，于6月13日接到总参通知：0673部队对内称“中国人民第21训练基地”。

  1962年底，总参谋部在罗布泊成立了核试验研究所，任命张超为所长，程开甲为副所长。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试爆取得成功，并测得所需要的数据。程开甲建议采取地面爆破较为妥当，根据他的建议，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总理召开中央专门会议，决定第一颗装置爆炸试验采用塔爆方式。6月，理论研究攻克了所有难题，而且还成功进行了两次模型爆炸试验。在中国核武器研制时间表上，第一颗爆炸试验被安排在1964年10月。

  1964年，中国第一颗组装完毕，由专列运往罗布泊试验基地。随后，罗布泊戈壁深处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10月8日，王淦昌、郭永怀、邓稼先等科学家来到基地，按试验委员会的要求，在技术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总检查；10月14日，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张爱萍宣布中央决定和命令：1964年10月16日爆炸；10月15日凌晨，经中央批准，试验的零时定为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