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战争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冒险活动。入侵者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各种成本，如派遣部队的开支，维持军事占领的费用等；这些开支和费用只有从占领区掠夺，别无他法。被占领区遭受战争所带来的各种创伤和损失：财产流失，基础设施毁坏，生产能力下降，而且所有这些破坏都不可能迅速恢复。农场主丧失劳动力、耕畜和市场。集中在城镇工业区的工厂易遭到入侵者的轰炸和没收；即使还有能力投入生产的企业，如我们在镇江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样，也因为缺少原材料和可靠的运输系统而关闭。除了恢复战争创伤的费用外，还有复苏经济的成本：重新开放交通要道，保证投资的安全，补充被战争损毁的资产等。如果不立即投入生产，“占领政府”将无所依靠，无生存能力；这反过来又使政府无力支付必要的经济投入，来规避财政瘫痪的恶性循环。地里没有庄稼，政府的税收将无从谈起；假如没有经费雇用警察来保护征税人员，即使有收成也白搭。

  日本侵略者必须承担最初的入侵成本，但这不可能持续太久。“宣抚班”职员希望参与占领政府的中国人能自己找到财政来源，不想让他们靠日军的补贴过日子。通过帮助和培养占领政权自治，来解决武装占领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占领者试图摧毁被占领者的抵抗能力（如摧毁经济能力、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又希望保护占领区的经济能力和基础设施，以便为占领当局生产各种物品，这两者之间有着尖锐的对立。至于参与占领政府的中国人，由于与占领当局的固有关系，也存在着这些冲突。他们既想为本地人增进利益，又想为雇用他们的占领当局提高经济效益。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合作者的代价。大多数人认为合作者是被贪婪本性所驱使，服务于占领当局能发财致富。在一些地方有几率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但镇江的证据说明，“大汉奸”为自己的通敌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占领政府最初的困境是其在短期内不能收回成本，合法的财政收入枯竭，战后重建费用又很庞大。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且继续蔓延，到占领中期，入不敷出。在这章的结尾，我将思考日本征服长江流域的成本问题，它汲取的资源能支付占领的成本吗？尽管数据不完整也不太可靠，但能说明其汲取的资源不足以支付成本。既然如此，那么合作者又能得到什么奖赏呢？可是，就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赌一把。

  镇江没有设防。当长江下游地区的县城被日军陆续占领时，国民政府内政部下令：凡日军有可能推进的路线，坚壁清野，撤走所有的运输工具。当时的镇江是江苏省的省会，沪宁铁路和大运河在此交汇，具备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且易受攻击，因此它是日军打击的重要目标。有钱人最先逃离，他们躲到上海或者远离长江的地方；接着省府和市府的官员于11月中旬开始撤离，23日前大部分人都走了，这时镇江只剩下少数巡警在交通路口值勤；24日，银行也关门了。此时日军已断断续续地开始空袭。三天后，日军对镇江进行狂轰滥炸，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逃走的人这时拿定了主意。但此时从长江水路逃离已不可能，因为政府和军队征调了所有的船只。对大多数人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用双脚逃到西南面的小山里。到11月底，该市的21万居民或该县的47.6万人口到底还有多少没撤走，已无法估计了。1

  那些留下的人，有的无处可去，有的年纪太大跑不动，有的留下来照看家当。在这批留下的人中还有很多伤兵，他们是在东边战场受伤的。伤兵是从丹阳或东南面乘火车到这里的，也有人花了好几天时间从运河上乘船而来。可是现在没有更多的交通工具将他们带走了，他们滞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城墙边的驳船里，患病、痛苦、死去，几乎无人过问。一个小蚊香厂的经理张怿伯，28日晚在新西门附近看见一些受伤的士兵，请求将他们送进医院。张怿伯在其令人感动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为减轻士兵痛苦所做的一些事，尽管他几乎什么也没做。“此时人力车早已绝迹，无车可乘，也无医院可送，只得将伤者扶到桥堍，就烧饼摊旁坐下。”张拿来了一些食物和水，但很多人无法下咽食物，甚至连水也不能进，很多人因伤势太重而无法小便。其中“有一少年兵，感觉伤兵处境，如此没人照料，不禁热泪交流，见之令人酸楚”。那天晚上，张将这一个孩子和其他伤兵留在新西门，他悲痛欲绝，感觉自己为他们做得太少了。也是在那天晚上，日军炮轰了这个门。张第二天没说那些士兵是否还在那儿。他只提到运河上几只船被炸，一半沉于水下，一个幸存船女，无人救济，无处安身，在岸上奔走嚎哭。一天半后，镇江国民政府驻军撤离，留下一小部分人殉职。最后一批官员也离开了，大街上留下了大量的标语鼓励人民“保卫镇江”。

  中国军队撤离镇江九天后，日军第十三和十一师团的两个支队（其中一个支队由天谷直次郎少将率领，他即将控制南京）从东门入城。12月8日中午，一阵枪响，宣布他们进城了。日军不断地炮击城外少数仍坚守阵地的中国军队。居民躲避家里，大门紧闭。第二天一早，抢劫便开始了。在日军军官的指挥下，有组织地、彻底地搜查了市内的每一户人家，翻箱倒柜，扯坏撬开所有的地方，搜劫财物，搬走了所有能搬动的东西。祖宗的画像也被当作有价值的艺术品带走了。（张怿伯说：“后经奸民指出，不是古画，始止不取。”）电灯装置被砸碎了，灯泡被取走了，大概日军灯泡已用完了。他们把不想要的东西扔到大街上，一把火烧掉。抢劫持续了很多天，每天士兵都闯入居民住所五六次，寻找他们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二十次落下的东西。张怿伯用“川流不息”来描述一群群士兵光顾他的家。“所以敌军入境，不几天后，家家户户情形，都弄成了残毁凌乱，什物狼藉，哪里还成人家，简直是垃圾堆，没处下脚。”张怿伯震惊于日军的粗暴、猥亵、浪费，完全与他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相反。他原以为日本国人民是圣洁的，具有审美意识的，可是他错了。

  与抢劫相伴的是更严重的人身袭击。当人们拒绝日军进入家中或者反抗日军的抢劫行为时，就会立即被枪杀。当躲藏起来的人被发现时，也会惨遭杀害。男人和男孩被抓去做苦役，很多人再也没回来了。妇女和女孩乔装打扮，或者躲藏起来，但一旦被发现即遭。日军特别热衷于躲在贫民窟的女人，她们因害怕遭到而躲在那里。日本兵不进入里面，而是放火将她们赶出来，在他们的住所她们。一些人在无路可逃时，选择跳水自尽。大多数人则去难民营避难，难民营里男女性别比是1∶2。然而即使在难民营，也不很安全。张怿伯的回忆录中说，其中有三个难民营的卫兵了妇女，甚至一个13岁的小姑娘也被。被俘的中国伤兵的遭遇比妇女还惨。他们被泼上汽油，放火烧死。张没有亲眼所见，是听别人说的。他描述南门附近的几个地方，“均多被烧伤兵尸首，颜色漆黑，四肢屈曲，缩成一团，面多向下，爬伏于地，行如龟鳖，惨不忍睹”。新西门那个泪流满面的小男孩即使成功地逃脱了轰炸，但就他那样的伤势且无人照顾而言，最终结局也是被烧死。

  掩埋被丢弃尸体的任务落到红卍字会的头上。这是个1920年代兴起的志愿组织，替代中国本土的红十字会。用佛教的“卍”字号代替基督教的“十”字号作为标志，允许中国精英在模仿西方现代公民社会时不丢弃他们自己的传统。这是中华民国时期，具有较多传统思想的精英提出的建议，他们以此来年轻一代人全盘西化的潮流。12月28日，“镇江支会”会长提交第一份报告给“宣抚班”，说他的掩埋小组在前10天里已处理了市区292具尸体。这只是他们工作的开始。张怿伯后来听说那个冬季，红卍字会掩埋了1400至1500具尸体。战后，一个收埋小组组长杨佛生回忆说，总数大概在1500至1600之间。红卍字会并没有收埋所有死去的人。战后的调查估计死亡人数在1万以上。2

  张怿伯分析日军暴行的原因简单明了、直截了当：打了胜仗的日本兵最得意的事就是屠杀中国民众，只是因“得意”。3他不需要从更深层次的心理或文化方面寻找原因，战争本身就是解释。

  第一轮抢劫后的一两天内，大火开始燃烧。大概有十天，烟雾弥漫，夜间“满天红光”。张怿伯的临时居所被烧毁了，而那些最贫困的人挂着日本国旗以求保护。焚烧具有选择性，但凡城市较繁荣的地区如主要的商业区都毁于一旦，还有为数众多的学校以及该省五座最有名的佛教寺庙也化为灰烬。对张怿伯来说，这些大火一点也不奇怪。日军试图用此来毁掉中国的财富，削弱中国的经济。“普遍原因，当在有心毁灭我们的财产，所以全城才烧得这样广。各处的火，只有听他烧，固然无人救，且敌兵亦不许救。”在回忆录后文，张怿伯说：“因救火而被置诸死命者，实繁有徒。”4日本人在做出决定焚烧这个城市前，应思考其他需求，比如保护人口，为了日本占领者的利益管理经济等。但张怿伯的观点是，这样的想法对日本兵来说无任何吸引力，没有毁灭来得痛快。“宣抚班”的报告承认，占领镇江后，日本兵可能毁掉了这座城市60％的商业区。

  暴行不是毫不相关的主题，因为已决定了将要在这个充满暴力、和破烂不堪的环境中进行合作。要理解一些人为什么决定与占领者合作，一定要考虑暴行这个原因，这些人包括那些因受挫而与自己妥协的人，那些因无人保护而主动寻求改善困境的人。我们之所以能探索占领时期此方面的问题，是因为有一本书《镇江沦陷记》保留下来，作者张怿伯详细记录了镇江沦陷初期两个月的情形。张的回忆录试图证明，日军在一周后进行的声名狼藉的南京大屠杀，与其在镇江的行为如出一辙。

  军事毁坏给占领政权带来了经济上和道德上的不利影响。“宣抚班”1938年和1939年两个报告中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经济统计数据，能勾画出入侵和占领给这个县所带来的经济负担。根据首倡者的所作所为，我们得知他们试图使地方经管得法，赚取利润。但是我们将看到，他们找不到可行的解决办法。

  与其他地方一样，日军的入侵，使很多居民无家可归而变成难民。在镇江，1万人失去房屋或没有生活来源，他们居住在七个难民营里。中国人与镇江各建立两个难民营（这四个俱在日本人的监控下），基督教组织三个。大照公司发电厂的那个难民营有600人。的两个，一个在东清线人，另一个在西清线人。自从唐朝波斯商人在镇江建立第一个寺始，的信徒便居住在这里。1930年代，的瓦哈比教派教徒来到镇江，改革了中国传统的教，他们分散在市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有两个难民营的原因。与其他难民营不一样，难民营经常缺乏食物。难民营显然收容了大量的儿童（占50％，其他两个中国人的难民营只有40％的儿童）。在日军入侵时，很多人将孩子送到农村去避难，但由于家庭很少有亲属在农村地区，所以其难民营儿童比例比较高。5剩下的6000

  难民分散在镇江基督教圣会里，然而几乎找不到这些难民营的蛛丝马迹。发现的唯一资料是：由一个自称是上海美国情报局的机构出版的1939年战时状况调查报告，收录有镇江基督教慈善事业情况。这本小册子来自于中国内陆传教士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提供的信息，六名英国和美国牧师支撑国际救济委员会，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4月，每月给15,000人供应食物。6估计在占领的第一个冬季他们也在现场，提供差不多的救助。“宣抚班”班长1938年12月的工作报告也提到了教会。他写道，他很烦恼，因为他们的救济工作增强了“依靠欧美的观念”。正是这个原因，他请求上海的上司制定一些政策，减少基督教的存在。“宣抚班”报告没有基督教难民营的别的信息，大概是因为西方人由宪兵队管辖，不受“宣抚班”节制，“宣抚班”只处理中国人的事情。“宣抚班”到达镇江的时间不十分清楚。“满铁上海事务所”给“特务部”的3

  月份报告上记有镇江“宣抚班”抵达的时间，是12月19日，但镇江“宣抚班”的工作报告说他们是26号开始工作的。7“满铁”报告是根据“宣抚班”工作日志编写的，第一项工作的时间是26号，记录了“宣抚班”和驻防部队司令官的一次会议，讨论如何获取食物供应难民的问题。第二天，“宣抚班”班长中山四郎和他五个职员一起去省医院难民营，现场调查情况。当时张怿伯的妻子也在现场，她说某日军军官集合大照电气公司的难民，做了一场报告，宣扬日军士兵是非常守纪律的，他们应受到难民极大的尊敬。8这或许是中山四郎试图给人们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但是他失败了。“宣抚班”的当务之急是供给难民粮食，但此项任务只是重建镇江这一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难民营是必需的，但难民营只能短期存在，最终目标是尽快关闭这些难民营，让每一个人都回到家中。然而由于损毁和劫掠，这还需要一段时间。一旦人们确信不再被日军骚扰，那些有家可归的人还是愿意早点离开难民营回到家里。迄至2

  月中旬，“宣抚班”监管的难民营人数减少到2813人。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根本无家可归，或者穷困潦倒而无法度日。9这些人是镇江长期流浪街头者的主体部分。3月中旬，“宣抚班”将难民营工作推给“自治委员会”，撒手不管了。几个有利因素使难民食物供给变得稍易点。第一，大照公司的经理要对电气公司的所有难民负责；第二，日军占领镇江时，国民政府75,000

  吨的粮食落到了日本占领者手中。由于这笔横财，日军能从中抽取一小部分分给难民，但这只能解决短期内的问题。每次运来的粮食不会超过1000公斤，常常会发生只运来一半的情况。离开难民营的人只给三天的食物。日军答应给的其他物品到1月底才运到。“宣抚班”工作日志概要中提到，日方的支持是短期的，希望中方能理解。“宣抚班”12

  月27日（即第二个工作日）工作日志有三条记录。第一条是去省医院难民营视察，汇报到上海的3月工作报告中也有这条信息。第二条是组织征收日军所需的军用品和劳役，这一条记录了与日军少将开会讨论“宣抚班”在这些地区如何供应军队的需求。尤其征召劳役，成了“宣抚班”第一个月连续不断的任务。12月30日需要50个苦力做运输工作；1月4日需要30个清扫街道；11日又需要30个修理河道；12日需要47个做日陆军工程兵助手。列举的这几项只是少数有正式命令的、希望“宣抚班”给予满足的劳役需求，大多数情况下由难民来做这些劳役。很多人希望能挣点钱，但不清楚他们到底是否有报酬。此外只要需要，军队便到大街上抓人，不通过“宣抚班”。正如张怿伯所述：拉夫的事，兵初到时，最为厉害，久驻之后，比较好些。在镇所拉之夫，有的随军输送辎重，至扬州、南京一带；有的在各队担任种种劳役。不管老少，不分上下，都做他的奴隶就是。当一月中旬，秩序已稍定，面店已开，正在吃面的十几个人，一齐被兵拉走，“自治会”职员，也有被拉的，小孩也要拉。笔者第三子，系低能儿，年十三，兵来搜劫木柴，叫他跟着送去，时在早晨，至晚才放他回来，一天未给他吃。10

  “宣抚班”征丁的工作可能也扩展到招。张怿伯回忆录指出，日本在爸爸巷、浮桥口、小码头设立了三个慰安所。其慰安妇是日本女人，估计大概是朝鲜人吧。在中正路上还有一家中国人慰安所。军官不愿意去那些慰安所，另有秘密安排。张怿伯断言“宣抚班”也是如此——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条资料：

  更有不少，强占民妇，硬行住家，或出钱雇佣，供其淫欲。又有在恐吓威胁之下，包定妇女一人，专供同党数兵，更番好淫。日军随军政治机构名为“宣抚班”（各地伪组织，均为其造成，不啻地方上之太上政府），随军初到镇时，内中亦有不少中国妇女，闻系各处掳来，较有姿色者。长官既多好色贪淫，上行下效，自然不能禁其部属。

  27日“宣抚班”工作日志的第三条记录是有关建立伪政权机构的事情，在供给难民食物和组织劳役之后。这条记载了那天“宣抚班”班长去驻军司令部请求建立“治安维持会”事宜。他们肯定得到了驻军司令部的同意，因为接下来一天的工作日志记录了“宣抚班”招收“维持会”职员的事，这是这天唯一的一条记录。与其在嘉定及其他县的同仁不同，镇江“宣抚班”不需要在前几个月忙着清除军队征召的合作者，而且也没有中国人自己组建的新机构，而另外的地方有很多人积极努力建立各种组织。因此28日，“宣抚班”畅通无阻地穿梭于地方头面人物之中，物色合乎条件的候选人成立“维持会”。当天晚上，便找到了一个会长和两个副会长候选人，只给他们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第二天早晨计划泡汤了。中山班长收到颜触的来信，说他不想干了，而前一天他答应来“维持会”工作。除了他的名字外，别的方面的情况，一概不清楚。颜在28

  日那天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从此以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在信中很不看好即将成为“维持会”职员的那些人的素质，他用“贫弱”二字来形容他们。看上去“宣抚”人员太急于求成，他们只想匆匆找几个人凑成一个班底，而这些人以后可能会令他们恼火。他们现在建立的“维持会”正是另外的地方的同仁刚到达时设法除掉的东西，不过这次却没有军队可谴责了。“宣抚班”决定听从颜触的建议，暂时不设立“维持会”。但这件事传出去，双方都丢面子。他们找的借口是镇江不组织“维持会”，直接建立“自治委员会”，这需要多一点时间来酝酿。颜触的介入可能对某些人有利而对另外一些人不利，但我们不明白他们是谁或出于什么目的。“宣抚”人员在镇江的时间太短了，他们还不太了解这一个地区的政治和社会情况，这使他们易于被地方头面人物所操纵，成为利益群体间互相斗争的工具。将这些候选人一笔勾销后，“宣抚班”又开始物色另一批人。他们盯上了一个人，郭志诚，大照电气公司经理，主动担任那些彷徨无助者的保护人。“宣抚班”到镇江的第二天志愿去难民营调查时就已见过他。中山班长好像很喜欢和信任郭。他来镇江的第四天便访问郭，并请教他下一步该如何行动。郭答应考虑出任“自治会”会长，并依照第二天工作情况行事，因为其他人提出了一个竞选者尹恭甫。我们只知道尹很有钱。“宣抚班”决定让尹出任“自治会”会长，郭做二号人物。12

  月30日的工作日志对此事几乎是一笔带过——“决定由尹恭甫担任委员长，郭先生幕后支持”——这暗示中山班长将郭看成是“他的”人，这是个掌握“自治会”正确方向的人物，可以无视尹的所作所为。让尹抛头露面，实权掌握在其他人手中。第二天他们在尹的家中开会，最后决定“自治会”的成员。现在“宣抚班”对这一群人满怀信心，可以将“维持会”升格为“自治会”了。在12

  月31日的会议和1月10日的“自治会”就职典礼之间，“宣抚班”工作日志上几乎是空白。唯一一项是6日军队让“自治会”和“宣抚班”从前警政大学的寓所搬走。但这十天里一定发生了一些事情，因为当自治会与公众见面时，人物排列的顺序改变了。郭仍然是二号人物，尹现在只是一个普通委员了，会长是一位新人物——柳肇庆。柳，53岁，毕业于日本高等警察学校，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他可以说日语。日本人的记录表明，他在1910年代的南京法律界很活跃。但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也没有透露半句他怎么成为“自治会”会长的。我只见到张怿伯在回忆录中提到了一点线索，柳肇庆出任“会长”是不同政治势力角逐的结果：镇江“自治会”，系于一月十日成立。在十二月半后，即有尹姓等人，至大照电气公司接洽，是时大照以巨薪雇用一徐姓，充当日语翻译。徐出身微贱，做了通译，便觉大权在握，志得意满，郭五郭八，亦须仰其鼻息。至后日方以年老昏庸，不赞成尹为会长。经过长时间接洽磋商，数次改易人选，直到一月之久，地方仍不安定，人心仍然恐慌，柳先对日方提出请求十一条，其第一条即系禁止奸淫掳掠，当时柳出担任，推其用心，自亦抱有救民水火志愿。12

  张的回忆录与“宣抚班”的报告在几个重大问题有分歧。张怿伯不认识尹恭甫，在其回忆录中，尹是个年老昏庸之人，而“宣抚班”报告中指出，因尹是个财大气粗之人，才将他放到第一把交椅上，在郭的前面。大家必须想知道，为什么尹下台后并没有将位子留给郭志诚？好像是因为日本人和郭自己都认为，将郭置于幕后更好。更有趣的是，张怿伯对新出现的“会长”柳肇庆表示同情。张说，柳是想利用“会长”一职减轻日本占领者对镇江市民的压榨。他接着说，然而柳被日本人架空，没有权力，甚至都不能改变自身极糟的处境：

  彼到医政学院难民收容所，召集难民演说时，号啕大哭着说，我是为了你们出来的。当时在镇人民处危难中已历月余，人怀恐惧，及见柳出维持，觉得到此时候，才算地方有主，群情稍觉安慰。柳上任之日，贴出红示，上用昭和年月。举行开会典礼，来宾须经敌兵检查。柳乘包车出外，一人前导，手执日旗，观此种种，已被无形管制，失却自主，要为环境所迫，论情犹有可原。但最近“自治会”组织日益扩大，品类庞杂，奸人趋就，如蚁附膻，做出种种把持侵吞鱼肉敲诈之事，劣迹多端，吾民更苦。此当非柳初愿，而现则陷入泥淖中，不复能自拔矣。

  月4日，他在“会长”位置上滞留到月底，实际上，孙昭从4月底就开始接替柳的工作。13到5月底，电气公司经理郭志诚，经过三次很明智的推却后，“会长”一职终于成为其囊中之物。很显然，郭志诚垂涎于“会长”职位。他似乎是一位很有效率的管理者，因为“自治会”在8

  月1日重组成“县公署”时，他继续担任“县知事”。实际上，据我所知，他的合作生涯超过了其他任何地方的“自治会”会长。他几次躲过县政权改组，直到1944年秋，他终于消失了。这是占领之初就被招收而来者的非凡之举，这表示他将取悦于日本人的能力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他县的合作者不具备此方面的能力，早早结束了任职生涯。即使那些特别会阿谀奉承之人，其职位也岌岌可危、朝不保夕。郭管理电气公司的经历一定使他具备了令人满意的管理能力。然而，张怿伯拒绝将郭志诚往好处想。在他那本小册子出版前（1938

  年夏季出版），他在手稿补上这么一段：镇江“自治会”会长柳某，厌倦傀儡生活，已离伪职。六月一日，已换大照电气公司经理郭某，近已颁发伪布告，征收田亩、房屋、落地、屠宰、筵席、旅馆、戏院等捐，尚有其他苛细杂捐，敲骨吸髓，怨声载道。14

  张指控郭及其大照公司的兄弟从一开始就与日军积极勾结，证据是他们愿意在徐翻译官面前卑躬屈膝。郭志诚夺取“会长”职务是为了捞取好处。

  天后，中山班长调到松江去了，接替他的是加藤幸藏。更换“宣抚班”班长表明“宣抚”工作运作很不稳定。例如丹阳的“宣抚班”，在十个月内换了三个班长，每换一次便发生一阵混乱。但中山去松江了，镇江似乎没再次出现骚乱。尽管松江“宣抚”工作开始得很早，但那是最难应付的县之一。4月上旬松江简短报告了“‘宣抚’工作较为平稳”，但充其量也只用了“较为”来形容。15这个县的“宣抚”人员几经易人，居长江三角洲各县之首，且“自治会”成立前就有两届“维持会”。那个“自治会”也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山班长与日驻军司令之间进行了艰巨的、反复的谈判后，才得以建立成。16用加藤代替中山另有原因。即有很大的可能是重建镇江。当然张怿伯绝不会这么认为。加藤离开镇江后几个月，于1939

  年7月在《南京新报》上发表了回忆录，分两部分刊登。17这个回忆录没有张怿伯回忆录详细和坦率。但它至少提供了日本占领者正反两方面的声音，对镇江“宣抚”过程作了批判性的观察。加藤是“满铁”职员，加入到第二批派往华中地区“宣抚”工作的年轻人中，1月的第二个星期从大连赶到上海。14日，他接到任命，担任镇江“宣抚班”班长，九天后抵达镇江，顺利接管了中山的工作。在加藤回忆录中，他说中山告诉他，柳肇庆，即张怿伯笔下那个悲剧性人物，是镇江民众的选择。这条奇怪的资料使我想到，正常的情况下是不需要评价“自治会”领导人享有社会声望的，除非其他领导人都不受欢迎。实际上，加藤仿佛想无意中指出，他从中山那儿继承的“自治会”“并不特别理想”。又一次，“宣抚班”班长发现了自己与一群他认为有缺点的人一起工作。加藤的评论至少印证了张怿伯的观察，柳与日方负责人步调不一致。这或许还表明，日本人发现柳太不愿意干了，已没有实际的用处。加藤接下来用“都同意的人”形容郭志诚6

  月接替“自治会”会长一职——但这不是我们从张怿伯那儿得到的印象。加藤试图断言，任命的每位职员都是受民众欢迎的；“宣抚班”仅仅是对公众意愿做出一定的反应。张怿伯认为这是莫大的谎言，他坚决这种观点。加藤和张怿伯给咱们提供了镇江沦陷时期两个不同的版本。在回忆录第一部分结束时，加藤讲了一个故事，暗示了他监管下的占领区人们看问题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一个故事是有关“宣抚班”在农村地区安排医疗服务的。所有的“宣抚班”职员都以为这项工程能使他们赢得公众的支持，然而却有谣言传出，医疗诊所发的药品是毒品，会使中国人上瘾。由于日本人卷入中国占领区非法走私，使谣言听起来有点道理。据加藤观察，有些中国人对谣言反应不同，因为中国人有“两种概念的日本人”。加藤和张怿伯对沦陷时期镇江的描绘正好走上两个极端：加藤提倡“同种”人团结起来，而张断言日本人是“非我族类”；加藤抱怨中国人应该停止将自己看成是战败国人民的想法，而张号召人民绝对不能忘记这点：“如果中途屈服，弃战言和，甘心做亡国奴”，那将永无复国之望；张说“自由”18

  ，加藤说“共同繁荣”。他们的分歧——他们对日本人“两种不同的看法”——走到两极。这两个人帮助我完成了这一章。加藤对郭志诚的看法与张不同。1938

  年5月机密工作报告说明，郭是个理想的“会长”，吸引了很多好人来“自治会”工作，而张的观点完全想反；在加藤看来，郭领导下的“自治会”唯一的失败是无力保证农村地区的安全。但加藤很谨慎，没有将这笔账记在郭的头上，而是指出，如果农村地区稳定，那就锦上添花了。7月准备解散“自治会”，积极酝酿一个正式的县政府机构取而代之，郭志诚的合作生涯在此过程中受到了最大挑战。（这个县改名为丹徒，但为了本文前后一致，我将继续用“镇江”。）加藤向省政府（已从镇江搬到日军军部所在地苏州了）推荐，郭志诚能够继续留任。令他沮丧的是，省政府准备从上面派一个他们自己的人担任此职。加藤非常想保住郭的位置，他亲自去了苏州，向有关部门请求，而且他还想让“会长”的秘书也留下来。他成功了，但这两人的下属都被遣散了，大概是为保留他们的职位而达成的交易。一年后，加藤在《南京新报》写道，他在镇江任职16个月——这期间镇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是让郭担任县知事。郭志诚得到了加藤的支持，考虑到他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他也需要这种支持。6

  月他担任“自治会”会长，第一项任务是试图巩固镇江农村地区的“自治会”。任务分为两方面，但这两方面又是不可分离的。其一，需要征召“好人”充实“占领政府”的地方行政机构，尤其是税收和保甲工作。其二，必须制止地方叛乱。两个任务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解决不好另一个也免谈。5月徐州战役后，日军特别担心有大量的中国士兵渗透到长江三角洲的腹地，因此这一地区处于高度警备状态。虽然迅速而广泛的渗透并没有如他们担心的那样发生，但整个夏季，保卫镇江农村地区安全的驻防部队削减了。夏末，日军觉察到抗日势力建立了好几千人的特工组织，分布在镇江、丹阳及其周围的县。如不迅速打击抗日特工组织的行动，日军就无法自如地调动军队了。如果日军在占领地区留下大量的驻防部队，就不能继续征服中国别的地方，所以中国人必须自己设法保护自身的安全。解决的办法是“自力更生”，即将治安工作移交给中国人。丹阳县“宣抚班”4月工作日志记录道：“治安问题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占领区的安全由该地区的中国人来保卫，这是日中合作的基础。”移交治安职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日方不愿意给予太多的信任。1938年12月已有99个地方雇用，这只实现了这个乐观评价的第一步。为了接连不断的破坏，郭志诚要将全县整合到一起。他和加藤做出决定，在他上任的第一周内召开16

  个“区长”（“自治会分会长”）会议，会议定在6月底，并警告他们说，如果不来镇江开会，就被认为是反对新政权。有两人没有来，因为旅途不安全，其余14人出席了6月24至25日为期两天的会议。郭主要期望其下属们整理好田赋系统并运作起来。但区长们在会上明白无误地报告这是不可能的：日军来的时候，这个县70％的人都逃难去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农民仍遭残酷的剥夺，春季小麦收成可怜，耕牛稀少（镇江战后调查称日军杀死或没收牛、马和驴共计3490头）19，农村信用很不稳定，区政府官员超负荷工作，交给他们的所有任务都没有经费预算，包括保护日军电话线。当夏季抗日势力增强时，区政府的能力只限于保护自身了。尤其是县城东边和西南边，“占领政府”控制的区域迅速减小。有关他们困境的资料很少。1938

  年8月的报告中，加藤坚持说，阻挠民众站到日本人一方的是地痞流氓，他们只图自己的利益，制造种种混乱。他确信，如果他们能了解日本人，一定会放弃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养成的反日思想。这是太过于简单的想法，尤其在9月的报告中指出游击队夺取了丹阳区政府，丹阳是镇江东部沿长江最大的镇，是主要水运贸易的中转站，尤其有利于食盐买卖。游击队占领丹阳时间不长，但这大大损毁了“占领政府”的威望。这大概不单单是地痞流氓在作怪吧。因此，秋季的目标就变为在农村地区建立治安网络，阻止这种事情再次发生。11月，加藤狠抓保甲工作。张怿伯证实了这个工作确有效果，因为第一个月，每个保甲长每天必须亲自到宪兵队处汇报他管辖范围内的情况。20加藤也希望能够通过民兵自卫团更好地将县城附近的农村各区整合进保甲体系内。很难评价保甲的作用。4

  月，两个“区长”在两天内被抗日势力暗杀，其中一个就在丹阳。或许这两个“区长”正是响应11月份号召，加强丹阳周围的安全措施，试图打击这个港口的非法买卖食盐，使其恢复常态。此处食盐以低于官方规定价格的1/20在出售。加藤在后来的报告中坦率地承认，暗杀“给我们的工作当头一棒”。他认为，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是在农村地区建立行政机构，将民众带到“占领政府”这边来。但是，只要治安还存在不稳定因素，这个计划又如何完成？加藤除了要求他的“合作者”们提高警惕外，无另外的措施。直到“占领政府”结束，区长一直易遭攻击。1944年12月，镇江东部的平级政府（区政府）抓捕并审判了一个“占领政府”的“区长”。他被定为叛国罪，判处死刑。三

  “宣抚”任务庞杂，“自治政府”开支自然相应巨大，如果考虑到治安费用的高昂，情况更是如此。越是不安全，成本越高。留下来的档案资料使我们对镇江“占领政府”的财政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如前所述，日本占领者只愿意给合作者提供短期援助，以解燃眉之急。“占领政府”的费用得由中国人来支付。合作的好处从哪里来？至少沦陷初期的情况不太清楚。

  镇江是河流、运河、公路、铁路交会之处，地理位置优越，因此经济复兴相对而言较好。战争阻碍了部分交通，但并没有完全中断所有的线路。维修这些线路是镇江城市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本县别的行业饥肠辘辘的失业工人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源维持生计。镇江是战前的江苏省省会，还有别的流动资产，使日军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战利品。战后调查估计，日军从省政府的保险柜里没收了

  万元现金，这还不包括前文提到的大量谷物。再现沦陷时期一个县的财政运作状况是不容易的，部分原因是缺乏统计数据，部分原因是大多税收没有记录，大多支出记录不规范。大多数县财政记录冗长、互相矛盾完全不可靠，但镇江不一样，最起码其文献记录要比其他县稍好些，因为加藤总结了1938

  年秋冬季的预算概要。这些资料包括一直在变化但前后一致的信息，例如，10万元的救济金是宣抚班从前镇江商会会长账户上没收的，加藤于1938年12月5日将之移交给“县公署”。这一些信息集中在一篇关于镇江经济的文章中，发表在《南京新报》上，试图暗示县政府和镇江人民努力恢复经济和财政支付能力（二者不是一回事）。这个资料揭示了日军被武装反抗势力所激怒，而且日军也没办法提供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正常治安环境。战前镇江经济包括高度商业化的农村经济和少量的城市工业经济。刚开始，“宣抚班”不明白这些经济是如何运作的，其资源是由什么组成的。他们被初生的现代工业弄得心烦意乱，因为他们试图从这里找到经济发展的动力。加藤在1938

  年8月报告中了简短的镇江经济分析，他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弄清楚镇江的繁荣主要是依赖商品流通。工业对沦陷时期的镇江也很重要，下文即将讨论，但关键部分是商业。而且商业也不依靠镇江的物品，而是取决于水路交通网的有效运转。加藤绘制了一张表格，内容是1938年11月流经镇江的商品，这个表格收在后来的工作报告中。表格显示，镇江是大运河下游流域与上海东南区域之间商品运输的主要中转站，其主要优点是介于大都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地理位置。将镇江及长江以北的谷物及其他农产品，由镇江运送到东南边的上海；将大部分加工于上海的工业品以及一些经过特殊加工的农产品，由镇江运送到北边的扬州，很典型的是从上海到内地的香烟贸易。似乎入侵带来了很好的商业机会，一个名叫哈拉•哈希尔（Hara Hachir）的生意人12月底出现在镇江，他被允许从上海运来香烟，21“宣抚班”欣然同意。有关早期其他商品的批发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加藤对镇江经济的分析不仅仅限于镇江市及其周边地区，他还认识到紧靠该市边界地区的农村腹地也是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乡下居民消费了由镇江运来的部分商品，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出产农产品原材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部门和部分商业部门。因此镇江经济的生存能力需要稳定的农村、较好的运输基础设施，以及为农村服务的信用机构。没有这些设施，城市和农村的连接就会瘫痪，这反过来又会中断更大区域经济重要商品的输入，镇江是这些区域的组成部分。当然这是站在县城的角度得出的看法：将政治经济控制从中心延伸到其所依赖的外围地区。

  年9月精确指出，这反过来又表明“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政策发挥作用了），商业繁荣的标志是“自治会”发放的营业执照数量。他的报告中通常包括这些。截止到1938年2月底，有1239个商家接到营业执照，大多数是小规模的服务性行业。最多是茶馆（169个）；其次是小商品零售点，出售油、酒、干货（87个）；再次是米店（65个）、五金店（34个）和肉店（32个）；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小商小贩，这是镇江大多数男人所从事的业务。然而，这不是加藤想召集的那种大商人和大工厂主，想让他们站到“占领政府”一边，来推动商业经济大规模发展。他还希望日本商人来复兴镇江的商业经济，但在占领初期，他也只有想想而已，根本没办法实现。日本人只在城市商业区建立小的零售店，2月份注册了几个，接下来的几个月慢慢的变多。到5月，加藤很兴奋地报告说，城市人口已达15万。他指出，日商的存在是“有利于”镇江经济复兴的三个因素之一（其他两个分别是：没收的商品——正由日本零售商销售——和交通运输系统的改善）。但日本商号数量不多，四个月后，加藤统计只有18家商号与扬州进行贸易，再加上20个餐馆老板和小零售商。尽管他们为经济复兴带来了具备极其重大意义的资本并参与经济活动，但还未达到加藤的期望，他要解决下半年已迫在眉睫的谷物短缺问题。为了激励中国商人的活动，加藤努力劝说处于地段较好的商人组织商会。他在8

  月报告的摘要里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并指出这是复兴镇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新政府”颁布新商会法，表明建立商会的时机已成熟。他拒绝承认这将逐步加强对商业团体的控制能力，以及操纵他们的商品买卖，但这些好处随之而来。战前的商会名存实亡，其会长躲到上海公共租界去了，仍留在商会里的本地屠夫和五金店主不有几率会成为新商会的中坚力量。9月，情形有所好转，案卷上第一次显示镇江有一笔超过5000元的交易单。11月有5笔，第二年1月有9笔。这就是加藤迫切地需要共事的那些人。但这种趋势并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愿望发展，大商人并没有源源不断地来镇江。实际上，如果看一看下一类别交易数量，我们得知，除一笔交易外，商业增长正是由5000元以下的买卖累积而成的。加藤仍认为他得到了一大批重要的商人，过了秋季，就可以建立商会了。11月，他从省政府那里得到了一张允许组建商会的申请表，不知什么原因，申请在苏州耽搁下来。差不多过了两个月，批示还没有到镇江。加藤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12月，在没有正真获得许可的情况下，镇江商会开始运作，声称有600个会员。商会成立后，下一步计划是组织同业公会（“宣抚班”每做一件事，通常有下一步计划）。对外宣称其目的是实现日本人理想的“自治”——每个行业要自我管理——但真正的用意是每个行业选出代表，以便帮助加藤约束商家的行为，处理经济上的问题。在日本人试图控制镇江的大部分商品贸易的情况下，同业公会领导人的能力特别的重要。到1939

  年1月，39个同业公会组织起来了，但加藤敏锐地觉察到缺少一个船业公会。刚刚出台了一套新的河流管理交通规则，并成立了相关机构，部分终止了军队的水上运输而委托给私人船只。加藤很清楚，水上运输只有继续与军队合作才会有成效，可地方上缺少类似的人物来帮助在河运交通要道口上建立船只运输代理机构网，为此他很着急。军队下令船夫保证不允许抗日人员和走私物品从水上搬运，加藤只有建立一个听命于他的船只运输代理机构网才能给予这样的保证。然而，船夫最初没有组建同业公会，他不应该感到惊奇。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撤走时破坏了本地的船只运输业，1938年8、9月，日军准备长江上游的武汉战役时，没收了所有船只来支持这场战役，镇江水上运输又被彻底地毁坏一次。镇江市这时还要给六万士兵提供营房。在这种情势下，商家购买船只具有很大的风险，然而没有船，经过镇江中转的物品便无法运走。加藤有点幸运，因为镇江有了初步的工业部门，包括两个纺织厂、一个火柴厂、一个面粉加工厂、一个小型大米加工厂，其他的还有一千个小作坊——这中间还包括张怿伯的蚊香—蛤油厂。这一些企业大多为上海市场加工农产品，并生产轻工业品向内地出售，大多销往扬州以北地区。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厂和郭志诚的电力公司，燃烧煤来发电的，宣抚班较早介入发电厂，与日海军谈判，希望它能提供煤给发电厂发电。3

  月上旬，全城水电供应恢复。因为宣传的需要，印刷厂是日本人第一先考虑的另一项工作。“宣抚班”到达镇江时，很高兴发现印刷厂还库存大量的原材料。2月1日，印刷厂开始发行《镇江新报》（日报），每天700——800份（最后好像一份也没有留下来）。50份送到长江以北的扬州。火车一开通，丹阳也有50份。因为很少有商家支付得起广告费，报纸亏本经营，虽然如此，还得给日本人优先使用。“宣抚班”提供开办经费以确保报社顺利开业，接着便强迫“自治会”筹集营业费用，直到它能自负盈亏。一年后，报社每月仍需要200元的补助金。日军占领镇江后，五个现代工厂中，两个纺织作坊消失于所有的记录中而不见踪影，一定是被毁坏得太厉害了，无法修理，至少是不值得投资了。纺织厂没有重建，这暗示，在“占领政府”不能确保农村地区安全时，实业家不会热心投资这些地区的工业。大米加工厂没有被炸毁，只需工人回厂就能恢复生产，1

  月9号复工。火柴厂和面粉厂是镇江两个最大的工厂，毁坏也不是很严重。日军进城时，这两个工厂都停产了，但厂房损害较轻。让这两个工厂恢复生产是“宣抚班”的主要工作。但如下文所述，它们还是经常引发“宣抚班”的焦虑。荧昌火柴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设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七个分厂之一。战前，它每天生产50

  多万根火柴（80箱，每箱7200根），雇用了375个女工和350个男工。因为预料到日军将占领镇江，工厂于11月23日停工，厂房幸免于难。日军接管后，将其作为兵营。中国工人被允许留在厂内，这对后来恢复生产有益。还有好几个因素也发挥了作用。首先，大中华火柴股份公司本地代表周阳乔会说日语；其次，上海总公司与日本领事磋商要求重开工厂，22但是在重组公司时名义上是中日合资企业；第三，镇江沦陷时，工厂还储备一个月生产所需的原材料，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找到新原料之前，能恢复生产；最后，“宣抚班”也积极与日军协商，想让他们尽快离开工厂，2月27日，士兵搬走了。到5月，工厂已有300个工人。加藤允许周阳乔继续管理工厂的日常事务，并预先任命他为工厂所在地区（镇江东区）的“自治分会”会长。然而，当日军在夏季控制力削弱时，工厂能否继续生产就成问题了。因为原料缺乏，工厂不得不停产好几周。8月原料供给恢复，加藤在这时安排了一个日本人管理工厂，生产规模没有扩大。到9月，工人减少到200人，原料供给又有问题了。11月，日本大阪一个公司签了供应合同，工厂又有了点原料。但到12月底，供应中断，工厂再度关门，这次足足停产一个多月。对“宣抚班”来说，火柴厂很重要，这里有好几个原因：它是战前保留下来的厂家，并且还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卖出产品，能挣钱，是“占领政府”的纳税大户；它还是城市劳动力大军最大的雇主。只要它处于正常运作，就能证明“占领政府”在经济上仍有可行性。它在镇江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占11

  月份镇江运出总量的11％，是仅次于大米的重要商品。（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一些数据，即意味着占领当局无力从农村地区得到充足的谷物。）但这个火柴厂前景黯淡，因为它也经常面临原料供应中断的问题，冬季的输出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2月又恢复到9％。火柴厂是“大民会”的经费来源，因此它对镇江“宣抚”工作又有另一层意义。“大民会”是由“维新政府”于1938

  年夏成立的，它是高度集权的“群众”组织，与中国华北的“新民会”和东北的“协和会”相似，是占领政权的意识形态宣传机构。9月，“镇江大民会分会”筹备工作开始，10月1号举行了成立典礼，郭知事被推选为分会会长。“大民会”立即着手开展了几项工作：即宣传工作，建立一个当铺来资助一些小买卖（但这个计划失败了），组建一个青年团，开办一所日语学校等。1938年冬和1939年春又主动做了另外一些事。大民会活动经费来源是优先获得火柴厂生产的火柴。大民会以每箱低于零售价一元的批发价格购买火柴，然后在工厂附近的小店出售。第二年4月《南京新报》报道了这项商业活动，其中有一条信息加藤的工作报告从未提到：“大民会”和火柴厂之间的协调工作是通过一个名叫恒川的日本人从中斡旋的。恒川不是镇江“宣抚班”成员，也从未在“宣抚班”报告中出现过。报纸用了“宣抚员”暗示他是做特务工作的，可能是南京特务机关的，由“中央政府”派来协助“大民会”工作。如果说火柴厂反复无常的命运使加藤有点烦恼，那么面粉厂的上下波动则使他大失所望。面粉厂成立于1924

  年，是镇江市现代经济的亮点。镇江地区小麦产量丰富，面粉厂可以就地加工，否则就要运到上海加工。（战争改变了运往上海加工的模式：以太仓为例，1936年产于此地的76％的小麦运往上海加工；1938年，满足本地人的消费已变得困难重重，因此93％的农作物收成留在当地。由于交通中断，加之镇江依赖于外地供应粮食，因此一般而言，太仓粮食价格比镇江低。）231931年面粉厂扩大生产规模，每年能生产75万袋面粉。对日军来说，面粉厂是一笔净资产，它储存了大量的小麦。“宣抚班”迫切希望面粉厂投入生产，与日军迫切渴望没收库存谷物的心情一样，期望面粉厂的收益能支付“自治会”的费用。“宣抚班”还试图通过出售面粉刺激市民使用日军所发行的军用券，因为只有军用券才能购买面粉。“宣抚班”发现部分磨粉机被毁坏了，决定到上海购买新的设备。2

  月中旬开始与新井洋行商讨来镇江投资，这是一家在上海周边经营的日本公司。但新井洋行不能够满足“宣抚班”的全部要求，于是“宣抚班”职员又找面粉厂原来的老板，想让他们雇用原来的技工修理机器。日本袭击镇江时，那些修理工人都跑回宁波老家了。于是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新井洋行3月从上海运来一些机器，面粉厂原来的老板从宁波找回几个修理工人。但让面粉厂的工人回来工作也是件麻烦事，他们大多是长江以北扬州附近的苏北人。寻找小麦来加工更令人头疼。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宣抚班”与军队协商，想让他们将没收的谷物转交给“宣抚班”，面粉厂的部分收益将资助“自治会”的运作。5月，面粉厂差不多全线开工，工人比战前稍微少些，有200人。既然面粉厂和火柴厂都恢复生产了，加藤就可以向上海总部汇报，镇江城市经济在复兴道路上运行良好。尽管加藤将新井洋行拉来做合伙人，但面粉厂实际管理工作还是由他控制。8

  月，他确实将面粉厂转移到“县公署”名下，但这只是形式，不影响企业的实际运作。他最希望将面粉厂办成合资企业，将它打造成中日资本家合作经营并从中收益的典范。加藤尽其所能，鼓励中国商人投资，鼓励日商带来资本和贸易关系。然而到9月，面粉厂开始被该地糟糕的治安问题所困扰，与火柴厂面临的困境一样。从农民手中获得谷物日益困难，加之1938年春，小麦收成只有前一年的40％，使局面雪上加霜。秋季，面粉厂虽然断断续续一直在开工，但产量不断下降。加藤的处理方法是将面粉厂移交给新井洋行管理，条件是该公司确保小麦的稳定供应。火柴厂也做了类似安排，移交给那个大阪来的公司，但效果都差不多。因为在战争期间，所有的公司都没办法保证原料供应充分。新井洋行有可能是在别处收购到小麦，但它无法确保交通道路线月，面粉厂被迫只开动战前30％的设备。1月，情况稍稍好转，但到2月又不得不关闭，因为镇江内外的交通路线差不多完全中断。11月，输出面粉的价值大约占搬出镇江商品总价值的10％，可是2月输出面粉情况完全从统计表上消失了。有一些小麦从长江以北运来，但直接运往上海加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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