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面积狭小，耕地面积极其有限的日本，人口密度高达347.8人/平方公里，缺乏发展大农业的先决条件。

  然而这里的农民可不穷。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2017年发布的《农业经营统计调查》，2016年日本农户户均年收入为521.2万日元（约合33.3万元），而同期全国户均年收入为 563.3 万日元（约合36万元），二者收入差别并不大，农民甚至比一些地方医生的收入还高。

  日本跌跌撞撞地发展了几十年农业，最后发现，利用资源实行专业化集约经营，才是农业的根本出路。

  二战中，日本工业遭到严重破坏。战后，日本从美国等工业国家引进技术，确立了本国的技术体系，工业快速地发展，并形成了显而易见的工业聚集。

  先是北海道、九州等煤炭基地的经济有了起色，东北、中部山区、南九州等地山区的水力发电和电化学工业比较突出，接着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四大工业地带得到了空前发展。

  不过到了60年代，即便发展顺畅，工业的过度集中依旧暴露出很多问题，产业和人口过度密集导致的交通瘫痪、缺水、工业污染等问题集中显现，使得工业开始向农村地方分散。

  为满足国民的粮食需求，耕地面积极其有限的日本在二战后推行了农地改革，调整农业发展结构，实现了粮食基本实现自给。1961年，日本政府制定《农业基本法》，旨在实现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日本政府通过中央及地方财政预算，为农民进行农田建设、购买农用机械提供了大量投资和贷款；还配合使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以及管理技术，将不同农产品部门集聚在一起，生产、加工和流通等环节逐渐开始紧密结合，农业产业化经营开始出现。

  同样是在60年代，《新工业城市建设促进法》、《工业整顿特别地区整顿促进法》的颁布加速了工业有规模地向地方分散。

  随之，劳动力的分布也开始渐渐发生明显的变化，由此前的“农村向城市工业地带转移”，转为“向农村的工业新地带转移”。工业人口普查数据也表明，向已有工业区转移的19岁以下农民人口从1955年的1523万人降至1970年的851万人。

  可如此一来，原工业区的劳工却出现了缺口。从1964年开始，日本工业区的完全失业率维持在1.1~1.4%的水平，意味劳动力供求比较紧张。而劳动力供求紧张也推高了用工成本：工资水平在1969至1974的五年间以每年约15%的速度增长。

  1970年代初，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农工法）、《二次雇佣对策基本计划》和《工业再配置促进法》（公配法）等法律，目的概括起来就是：推动工业由工业聚集区向聚集程度较低的地区以及农村地区转移，鼓励农业就业人员在引进的工业中就业，推动工农业均衡发展，推动雇佣结构升级。

  如此一来，国家鼓励工厂逐渐从城市转移至农村，不仅有利于改善农业结构，也通过解决外出打工等问题改善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7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陷入低速增长，农村的廉价劳动力继续缩减，但日本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并未减少。

  随着造船、化工、矿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陷入困境，这一些行业内的中老年男性劳动者大量离职。相比之下，逐渐发展起来的机械制造业、电子、电机等行业（正是这些部门支撑了80年代的日本经济）吸纳了更多劳动力，工业区位中心也从临海工业地带向首都圈、名古屋圈的内陆地带、以及九州岛高速交通体系周边的工业园区转移。

  两种行业之间的雇佣机会差距在80年代以来逐步扩大。然而由于萧条行业与新产业之间的地域差异和技术差异，劳动力难以在新旧行业间流动。

  为了平衡新旧行业的劳动力分布/比重，日本政府依旧打算从农村工业化下手扩大劳动者在传统工业的雇佣机会

  1988年，70年代初颁布的《农工法》覆盖对象得到扩大，将道路货物运输业、仓库业、包装业等行业包括了进去。

  此时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制造业、零售业都施行无库存生产方式，交货时间细化，让快递业得到迅速发展，如1985至1990年间，道路货物运输业和仓库业就业人员增加了25%。同时，快递相关行业对劳动力和土地的部分需求转移到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村，进一步带动了农村的工业化。因此《农工法》覆盖行业的扩大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就近进入工业，也解决了运输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对于新劳动力的获取，日本的做法是增加对非劳动力（高龄、主妇以及学生）的动员力度，增加临时劳动力的雇佣比例，和吸收外国劳动力（如技能实习制度）。

  这种情况让农村工业又逐渐陷入困境：先前农村工业发展优势是这里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新劳动力基础的补充以及高龄少子化削弱了这种优势。

  根据《工业统计调查》，在1993至2003的10年间，电气机械器具制造业就业人数全国平均减少了69%，其中缩水最严重的都道府县是岩手、秋田、山形、福岛、鹿儿岛，也就是大部分先前农村工业兴盛的地区。

  农村工业的衰退让农村就业岗位减少，导致农村青壮年流向城市，大量农用耕地被闲置，出现了农业“过疏化”现象。在农业从业者和耕地面积都减少的恶劣环境下，农村就业状况以及工业发展也进一步恶化，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为摆脱农村发展困境，日本采取了新的农村产业化措施，“六次产业化”便是一个重点。

  “六次产业”原本是农业专家今村奈良臣提出的概念，指 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通过三个产业的相融，形成集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的完整产业链。因为一二三相加或相乘都是六，所以有了“六次产业”的说法。

  2008年，“六次产业化”郑重进入日本政策大纲，并在随后多次出台政策扶持计划地推动，鼓励中小企业者和农业者联合利用各自的经营资源，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这有点像中国各大网络公司采用的“精准扶贫策略”，它在日本的成效又有几何呢？

  “六次产业化”中对资源利用的重视让很多农村地区与团体受益其中。农林观光、共享农场、农家餐馆和农家民宿等新型农业经营形式的出现，既能避免农地撂荒、提高农业资源利用率，又能振兴农村产业，推动当地就业。

  如福井县的旧今庄町（现为南越前町），未解决农村人地“过疏化”，探索出了一条比较成功振兴的城镇振兴方法。

  今庄地区拥有多个山谷和两条大河，雾多，温差大，自古以来就是粒小、质佳、味香的荞麦产区，当地的今庄荞麦面也很是出名。于是当地决定依靠荞麦来振兴今庄。

  当时，这里60~70公顷的改作耕地全部被用来种植荞麦。为了应对生产者因种植荞麦收益低的不满，町政府决定给与他们每袋荞麦五千日元作为补助，以完成通过荞麦振兴本地的战略。

  在农协、町政府、农业改良普及中心等的支持下，今庄在全国率先建立荞麦道场，成立了荞麦和西红柿加工中心，不仅并将荞麦通过邮递在全国范围售卖，还在本地也建了设美味的荞麦面食堂。

  而在食堂里，工作的多是女性——原本是无所事事的农民女子。加入后，她们不仅从事手工荞麦面和料理的制作，还学会了操作原本对她们而言很复杂的制粉机等机器，钻研出了经营店铺的门道。

  在著名鳗鱼产地静冈县滨松市，名为“绿色宇宙庭好”的企业设立了名为“鳗鱼属”的红薯品牌，利用滨松市加工鳗鱼过程中的废弃物作为肥料来种植农作物。

  发展初期，公司由于技术、天气等问题造成红薯和其副产品难以正常流入销售渠道，时常亏钱。但当时正值施行农林水产省的“六次产业化”地产销售法规，“构建利用滨松产红薯加工品的开发与销售体质”获得该法认定，从而得以运用补助金来完善储藏库和浆料工厂，实现产品顺利流向了市场。

  随着法律的继续完善，“六次产业化”经营方式日渐成熟，也积累起了一些典型的产供销一体化的案例。

  比如日本群马县的“蔬菜俱乐部”，通过建立农业组织法人，实施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农民将科技应用于农业生产，保证蔬菜的产量和质量，在收获之后按照合同对其进行买卖。如果菜品出现次品，则加工成酱菜进行销售。通过这一种经营方式，农户的年收入达到了1亿日元(约合639万元，2011)左右，吸引并留住了人才。

  以“六次产业化”为代表的日本农村振兴方法，在新的时代为农户创收提供了新的途径，也激发了新的农村发展活力。

  与2007 年相比，2016年日本农业企业法人的数量从8571个增加至18857个，出售的收益增加了 12%；农产品销售金额达到5000 万日元以上的农业经营者的平均岁数降到了55岁，且随着销售金额的增加，经营者的年龄呈下降趋势。在收入上，也达到农户均年收入521.2 万日元（约合33.3万元）的不俗水平。

  在适龄劳动人口持续减少且农业用地如此有限的大背景下，日本做出如此显著的重振农村经济的成果，依然能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复兴过程中学习的典范。

  [4]贾磊，刘增金，张莉侠，方志权，覃梦妮. 日本农村振兴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