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期间，一群又一群友好人士走进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去见的领袖。（电视截屏）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一群又一群友好人士从这个路口走进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去见的领袖，他们盼望这次国共谈判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未来。

  重庆谈判暂停的时候，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相信僵局一定会被打破，正如他在谈判期间对各界人士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国共双方经过八次会谈，无法在核心问题上达成共识。方面否定的方案，指责这是“割据地盘”。方面则严正指出，方面自高自大，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不愿平等对待是无助于谈判进行的。

  在此期间，蒋介石秘示所属：当前谈判主要为试探的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并称“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

  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欢迎茶会时指出：“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

  赴渝谈判代表团在致延安党中央的电文中说：“中国虽已做到仁至义尽之重大让步，但因政府之坚持反民主、反团结方针，已经遭遇到困难。”

  赫尔利致信美国国务卿说：“照我看来，他们试图解决太多的枝节问题。”“企图在所有细节上达成一致势必导致牵涉各种可能性的冗长讨论。”

  重庆范姓市民在《新华日报》上发文，表达了广大民众对国共谈判前景的担忧：“看到谈判停顿的消息，真使人忧心如焚。”

  当时的蒋先生如果他着眼于人民，先着眼于人民，然后再去思考在当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跟之间要如何权衡，真的做仔细盘算的话，应该以和为贵。

  每次谈话中都强调“和为贵”三字。我们并没有主张打仗，我们主张和平建国。

  蒋介石并不这么认为。此时，各部在平绥、上党地区向解放区加强了攻势。

  这期间，周恩来向即将返美述职的赫尔利提出，来到重庆已近一个月，谈判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继续留在重庆意义已经不大，拟返回延安。

  周恩来为何需要提出这个建议呢？他一种原因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再一方面，他想通过美国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他也通过这件事来促进的谈判。

  9月21日，急于达成协议的赫尔利连夜与蒋介石会面，蒋同意对军队数量12个师的上限做出让步。

  12个师就等于是24万左右，20多万的一个军队。20多万人的一个军队，就相当于张学良的东北军，或者是川军。蒋介石他最后的底线，可以允许你中国成为一个类似于地方性军阀组织这样的一个存在。你也就占了一两个省，然后我以后慢慢地蚕食你，慢慢地再消灭你。

  在赫尔利的催促下，蒋介石勉强接受了保留20个师的折中方案。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事已到了最大限度，彼仍不接受，则惟置之不理，任其变化，以此时主动全在于我也。”

  9月23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飞回美国的前夜，紧急约见国共谈判代表，决定直接向双方施压，以便促成国共之间就实质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使他不至于两手空空地返回华盛顿。

  赫尔利想要促成谈判，因为这可以带给他个人更大的知名度，还有很多原因。但是在谈判即将结束之时，他突然感到沮丧，表示他想要回国。

  赫尔利向周恩来和王若飞提出，蒋介石可能同意让步，但方面要立即缩减军队，放弃解放区政权，不得拖延。

  他当时就跟周恩来、王若飞说，要不然你就承认统一，要不然谈判破裂，这个是最后通牒。

  赫尔利要求周恩来、王若飞马上请示做最后决定，而代表张群就在隔壁的屋子里，等待方面答复。

  中国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对于争取和平有着极大的诚意。考虑到赫尔利第二天就要返美，接到报告的决定立即与赫尔利会面。

  告诉赫尔利，不拒绝蒋介石关于部队数目的提议，但对于要么承认的统一放弃解放区政权，要么谈判破裂的二选一要求，委婉而又坚定地表示“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还说：目前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党从始至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使谈判破裂，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

  9月24日，空手而归的赫尔利结束了自己的使命，返回美国。两天后，他发表相关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应由中国双方自动解决也。”

  1945年9月，在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工作的三名普通美国士兵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提出，希望见到毛主席。

  当时西方世界人们眼中的，既是埃德加·斯诺笔下具有伟大理想的革命领袖，也是被某些媒体妖魔化的土匪头子。这几位飞虎队成员迫切想亲眼看看这位传奇领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也没想到毛主席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这个事，这个具体的安排当时是我父亲来参与的。

  在红岩村毛主席欢迎他们，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毛主席问了许多有关美国人民生活的问题。他们惊讶地发现，毛主席对美国政治有相当多的了解。

  这次会面非常的愉快，而且他们给毛主席带了礼物，就是带了几条美国的香烟。后来毛主席讲，他们给我的香烟比赫尔利给我的多，所以美国人民对我们是很友好。

  临别时，士兵们询问还能为中国做些什么，向三名年轻士兵表示：把你们在中国所见、所听的一切，“回去告诉美国人民”。

  三名士兵之一的爱德华·贝尔在当天日记中称赞这位领袖 “个性不同凡响……使你不由自主地喜欢他”。

  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等会见了各国驻华使节，各方友好人士及援华团体代表，表明中国“争取和平建国”的立场，以及通过谈判解决战后问题的态度，以期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

  重庆谈判处于胶着状态。这时，国际国内形势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苏美两个大国都在中国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

  当时，美国舆论对蒋介石的批评严厉，对美国对华政策表示怀疑，蒋介石十分担心美国对华政策会做出对不利的调整。

  苏联此前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苏共与政治立场的一致性，使苏军对军队挺进东北采取了默许态度。

  在华北，解放区军民严阵以待，对进犯的军予以迎头痛击，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谈判的久拖未决，还引起了派及社会各界的不满，也使内部的不同声音日益加大。

  后来指出，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有很多顾忌，主要的三个因素是：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反对内战，以及国际形势，大势所趋。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后，他的威望已经到了顶峰，他要维护自己的形象，他也不愿意背着个拒绝和平的罪名。

  9月25日，政府代表团召集参政会午宴，宴请周恩来、王若飞，及派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会上，张群主动向周恩来表示：国共应尽快恢复谈判。

  中国敏锐把握了这一动向。周恩来、王若飞电告延安，已处于有利的地位。

  9月26日，中央在通报重庆谈判情况的第二份电文中说：“彼方困难很多，美国人民反对直接支持中国内战，使美政府政策受限制；蒋兵力不够，利用敌伪，政治上不利，内部矛盾太多；苏联的态度及我们强大力量，更使之头痛。”

  9月27日这天的《新华日报》，以极为醒目的《中国需要和平建国》为题，全文刊发了的答路透社记者问。

  在回答“准备作何让步以求得协定”时，指出：“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在被问到党员人数的时候，表示，我们中国有多少党员？120万以上，军队也有120万以上，解放区的人民有一万万以上。所以这样就展示了我们中国的实力。

  与《新华日报》的宣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天，中央机关报《》则在版面最下角，以极小的篇幅刊发了国共“继续商谈”的消息，透出了一种不情不愿的无奈心态。

  重启谈判之后，双方进行了四次会谈，重点讨论了政治会议、军队整编、、解放区等问题。

  关于军队整编问题，中国表示愿意将它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这个数目可优先考虑。双方同意另设军队整编小组专门讨论军事问题。

  关于解放区的问题，国共双方都意识到，无法达成协议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在事实上是维持现状。周恩来表示，这样的一个问题，已先后提出若干处理方法，若仍不能获政府同意，只有交给政治会议解决。这使蒋介石运用政治手段取消解放区的企图归于失败。

  此外，关于政治会议和问题，双方也进行了商谈，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鉴于谈判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已有所进展，10月2日，周恩来建议，将一个月来的会谈记录整理出来，择其要点公开发表，以满足人民的渴望，代表表示同意。

  《会谈纪要》这个内容主要的有12点：首先是一个和平建国方针，然后有政治民主问题，有问题，有人民自由问题，有各党派的合法问题。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它是把取得一致的地方把它讲清楚了，但是还有些不一致的地方，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它也讲出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会谈纪要》原稿中，对于谈判双方的表述，一方为“政府和代表”，一方为“代表”。方面提出，把“和代表”几个字删掉，以突出他们代表政府。

  这个《会谈纪要》开启了我们党起草重要谈判文献的求同存异之先河，我们党政治智慧在整个谈判中都充分体现出来。

  10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结束最后一次会谈。一个多月的谈判过程尽管艰难曲折，但最终得以完成。

  我说请主席就坐在那个藤椅，有个藤椅，你就坐在那好了。我说你可以随便，但是不能大动。画画过程中，我就看他的神情，他的时间很紧张、很宝贵的了。有些时候这样眉头皱着，头发也很长，两边有着胡子，我都给他记录下来了。大概画了四五十分钟吧，就完成了。所以这是记录了他当时在重庆的实际情况。

  这幅肖像在随后的“柳诗尹画联展”中展出。《新华日报》专门开辟了一个特刊进行大力宣传，还为特刊亲笔题写了刊头。

  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的这首《沁园春·雪》，于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流传出来，不仅震动了当时的文艺界，也将统治区的政界高层搅得心神不宁。

  1945年重庆谈判时期，和柳亚子多次会面，当时柳亚子正在增补《民国诗选》，便向索求诗作。

  10月7日，将长征结束以后到达陕北期间创作的《沁园春·雪》抄录一份，以书信的形式寄赠柳亚子，信中附言“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在重庆谈判那个气氛下，他选中了这首《沁园春·雪》，非常高妙。高妙在哪儿呢？这首词它的主题是什么？是江山崇拜和民族立场。上阕他写祖国的壮美河山，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下阕写民族绵延的历史，引出历代统治者文治武功的问题。

  很快，《沁园春·雪》在重庆文人圈子里流传，时任《新民报》副刊主编的吴祖光看到这首词后，爱不释手。

  我非常高兴，出于我做编辑的责任和兴趣，我就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篇稿子，因为他的诗词还从来就没发表过。我决定马上就在副刊的《西方夜谭》上发表。这首词一发，影响太大了！立刻就引起了轰动。

  这首豪情万丈、气吞山河的咏雪词就此与公众见面。人们惊讶地发现，能征善战的领袖，居然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豪迈诗人。

  此次慨然赴渝，已大出蒋之意料，再突然爆出这么一首震动朝野的《沁园春》，让蒋介石非常恼火。

  在蒋介石授意、官方推动下，一批御用文人抓住“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对这首咏雪词进行曲解和非议。

  你批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你觉得你比他强？那你该不会是要做秦皇汉武？做唐宗宋祖？那这就是帝王思想。在他们看来，是这么一个逻辑。

  看到这些无端指责与恶意污蔑，并未辩解，只不屑地向友人表示：“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所以他后来解释得很清楚，风流人物是什么？无产阶级。代表无产阶级的是谁？中国。无产阶级背后是什么？是广大的人民，他们来掌握国家的命运，掌握民族的命运，我们这个民族的辉煌才可能延续下来。

  曾在七大的开幕词中精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是对当代中国人民最富诗意的表达。

  重庆谈判期间，一群又一群友好人士走进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去见的领袖。（电视截屏）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一群又一群友好人士从这个路口走进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去见的领袖，他们盼望这次国共谈判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未来。

  重庆谈判暂停的时候，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他相信僵局一定会被打破，正如他在谈判期间对各界人士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国共双方经过八次会谈，无法在核心问题上达成共识。方面否定的方案，指责这是“割据地盘”。方面则严正指出，方面自高自大，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不愿平等对待是无助于谈判进行的。

  在此期间，蒋介石秘示所属：当前谈判主要为试探的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并称“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则以土匪清剿之”。

  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欢迎茶会时指出：“必须团结统一，坚决避免内战，除此方针之外，其他任何方针均属错误。”

  赴渝谈判代表团在致延安党中央的电文中说：“中国虽已做到仁至义尽之重大让步，但因政府之坚持反民主、反团结方针，已经遭遇到困难。”

  赫尔利致信美国国务卿说：“照我看来，他们试图解决太多的枝节问题。”“企图在所有细节上达成一致势必导致牵涉各种可能性的冗长讨论。”

  重庆范姓市民在《新华日报》上发文，表达了广大民众对国共谈判前景的担忧：“看到谈判停顿的消息，真使人忧心如焚。”

  当时的蒋先生如果他着眼于人民，先着眼于人民，然后再去思考在当下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跟之间要如何权衡，真的做仔细盘算的话，应该以和为贵。

  每次谈话中都强调“和为贵”三字。我们并没有主张打仗，我们主张和平建国。

  蒋介石并不这么认为。此时，各部在平绥、上党地区向解放区加强了攻势。

  这期间，周恩来向即将返美述职的赫尔利提出，来到重庆已近一个月，谈判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继续留在重庆意义已经不大，拟返回延安。

  周恩来为何需要提出这个建议呢？他一种原因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再一方面，他想通过美国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他也通过这件事来促进的谈判。

  9月21日，急于达成协议的赫尔利连夜与蒋介石会面，蒋同意对军队数量12个师的上限做出让步。

  12个师就等于是24万左右，20多万的一个军队。20多万人的一个军队，就相当于张学良的东北军，或者是川军。蒋介石他最后的底线，可以允许你中国成为一个类似于地方性军阀组织这样的一个存在。你也就占了一两个省，然后我以后慢慢地蚕食你，慢慢地再消灭你。

  在赫尔利的催促下，蒋介石勉强接受了保留20个师的折中方案。他当晚在日记中写道：

  “事已到了最大限度，彼仍不接受，则惟置之不理，任其变化，以此时主动全在于我也。”

  9月23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在飞回美国的前夜，紧急约见国共谈判代表，决定直接向双方施压，以便促成国共之间就实质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使他不至于两手空空地返回华盛顿。

  赫尔利想要促成谈判，因为这可以带给他个人更大的知名度，还有很多原因。但是在谈判即将结束之时，他突然感到沮丧，表示他想要回国。

  赫尔利向周恩来和王若飞提出，蒋介石可能同意让步，但方面要立即缩减军队，放弃解放区政权，不得拖延。

  他当时就跟周恩来、王若飞说，要不然你就承认统一，要不然谈判破裂，这个是最后通牒。

  赫尔利要求周恩来、王若飞马上请示做最后决定，而代表张群就在隔壁的屋子里，等待方面答复。

  中国提出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对于争取和平有着极大的诚意。考虑到赫尔利第二天就要返美，接到报告的决定立即与赫尔利会面。

  告诉赫尔利，不拒绝蒋介石关于部队数目的提议，但对于要么承认的统一放弃解放区政权，要么谈判破裂的二选一要求，委婉而又坚定地表示“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还说：目前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党从始至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使谈判破裂，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

  9月24日，空手而归的赫尔利结束了自己的使命，返回美国。两天后，他发表相关声明：“今后国共问题，全为中国之内政，应由中国双方自动解决也。”

  1945年9月，在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工作的三名普通美国士兵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提出，希望见到毛主席。

  当时西方世界人们眼中的，既是埃德加·斯诺笔下具有伟大理想的革命领袖，也是被某些媒体妖魔化的土匪头子。这几位飞虎队成员迫切想亲眼看看这位传奇领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也没想到毛主席很痛快地就答应了这个事，这个具体的安排当时是我父亲来参与的。

  在红岩村毛主席欢迎他们，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毛主席问了许多有关美国人民生活的问题。他们惊讶地发现，毛主席对美国政治有相当多的了解。

  这次会面非常的愉快，而且他们给毛主席带了礼物，就是带了几条美国的香烟。后来毛主席讲，他们给我的香烟比赫尔利给我的多，所以美国人民对我们是很友好。

  临别时，士兵们询问还能为中国做些什么，向三名年轻士兵表示：把你们在中国所见、所听的一切，“回去告诉美国人民”。

  三名士兵之一的爱德华·贝尔在当天日记中称赞这位领袖 “个性不同凡响……使你不由自主地喜欢他”。

  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等会见了各国驻华使节，各方友好人士及援华团体代表，表明中国“争取和平建国”的立场，以及通过谈判解决战后问题的态度，以期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理解和支持。

  重庆谈判处于胶着状态。这时，国际国内形势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苏美两个大国都在中国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

  当时，美国舆论对蒋介石的批评严厉，对美国对华政策表示怀疑，蒋介石十分担心美国对华政策会做出对不利的调整。

  苏联此前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但苏共与政治立场的一致性，使苏军对军队挺进东北采取了默许态度。

  在华北，解放区军民严阵以待，对进犯的军予以迎头痛击，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谈判的久拖未决，还引起了派及社会各界的不满，也使内部的不同声音日益加大。

  后来指出，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有很多顾忌，主要的三个因素是：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反对内战，以及国际形势，大势所趋。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以后，他的威望已经到了顶峰，他要维护自己的形象，他也不愿意背着个拒绝和平的罪名。

  9月25日，政府代表团召集参政会午宴，宴请周恩来、王若飞，及派人士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会上，张群主动向周恩来表示：国共应尽快恢复谈判。

  中国敏锐把握了这一动向。周恩来、王若飞电告延安，已处于有利的地位。

  9月26日，中央在通报重庆谈判情况的第二份电文中说：“彼方困难很多，美国人民反对直接支持中国内战，使美政府政策受限制；蒋兵力不够，利用敌伪，政治上不利，内部矛盾太多；苏联的态度及我们强大力量，更使之头痛。”

  9月27日这天的《新华日报》，以极为醒目的《中国需要和平建国》为题，全文刊发了的答路透社记者问。

  在回答“准备作何让步以求得协定”时，指出：“在实现全国和平、民主、团结的条件下，准备作重要的让步，包括缩减解放区的军队在内。”

  在被问到党员人数的时候，表示，我们中国有多少党员？120万以上，军队也有120万以上，解放区的人民有一万万以上。所以这样就展示了我们中国的实力。

  与《新华日报》的宣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天，中央机关报《》则在版面最下角，以极小的篇幅刊发了国共“继续商谈”的消息，透出了一种不情不愿的无奈心态。

  重启谈判之后，双方进行了四次会谈，重点讨论了政治会议、军队整编、、解放区等问题。

  关于军队整编问题，中国表示愿意将它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这个数目可优先考虑。双方同意另设军队整编小组专门讨论军事问题。

  关于解放区的问题，国共双方都意识到，无法达成协议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在事实上是维持现状。周恩来表示，这样的一个问题，已先后提出若干处理方法，若仍不能获政府同意，只有交给政治会议解决。这使蒋介石运用政治手段取消解放区的企图归于失败。

  此外，关于政治会议和问题，双方也进行了商谈，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取得了一定成果。

  鉴于谈判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已有所进展，10月2日，周恩来建议，将一个月来的会谈记录整理出来，择其要点公开发表，以满足人民的渴望，代表表示同意。

  《会谈纪要》这个内容主要的有12点：首先是一个和平建国方针，然后有政治民主问题，有问题，有人民自由问题，有各党派的合法问题。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它是把取得一致的地方把它讲清楚了，但是还有些不一致的地方，没有达成协议的，问题它也讲出来了。

  值得注意的是，《会谈纪要》原稿中，对于谈判双方的表述，一方为“政府和代表”，一方为“代表”。方面提出，把“和代表”几个字删掉，以突出他们代表政府。

  这个《会谈纪要》开启了我们党起草重要谈判文献的求同存异之先河，我们党政治智慧在整个谈判中都充分体现出来。

  10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结束最后一次会谈。一个多月的谈判过程尽管艰难曲折，但最终得以完成。

  我说请主席就坐在那个藤椅，有个藤椅，你就坐在那好了。我说你可以随便，但是不能大动。画画过程中，我就看他的神情，他的时间很紧张、很宝贵的了。有些时候这样眉头皱着，头发也很长，两边有着胡子，我都给他记录下来了。大概画了四五十分钟吧，就完成了。所以这是记录了他当时在重庆的实际情况。

  这幅肖像在随后的“柳诗尹画联展”中展出。《新华日报》专门开辟了一个特刊进行大力宣传，还为特刊亲笔题写了刊头。

  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上的这首《沁园春·雪》，于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流传出来，不仅震动了当时的文艺界，也将统治区的政界高层搅得心神不宁。

  1945年重庆谈判时期，和柳亚子多次会面，当时柳亚子正在增补《民国诗选》，便向索求诗作。

  10月7日，将长征结束以后到达陕北期间创作的《沁园春·雪》抄录一份，以书信的形式寄赠柳亚子，信中附言“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

  在重庆谈判那个气氛下，他选中了这首《沁园春·雪》，非常高妙。高妙在哪儿呢？这首词它的主题是什么？是江山崇拜和民族立场。上阕他写祖国的壮美河山，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下阕写民族绵延的历史，引出历代统治者文治武功的问题。

  很快，《沁园春·雪》在重庆文人圈子里流传，时任《新民报》副刊主编的吴祖光看到这首词后，爱不释手。

  我非常高兴，出于我做编辑的责任和兴趣，我就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篇稿子，因为他的诗词还从来就没发表过。我决定马上就在副刊的《西方夜谭》上发表。这首词一发，影响太大了！立刻就引起了轰动。

  这首豪情万丈、气吞山河的咏雪词就此与公众见面。人们惊讶地发现，能征善战的领袖，居然还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豪迈诗人。

  此次慨然赴渝，已大出蒋之意料，再突然爆出这么一首震动朝野的《沁园春》，让蒋介石非常恼火。

  在蒋介石授意、官方推动下，一批御用文人抓住“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一句，对这首咏雪词进行曲解和非议。

  你批判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你觉得你比他强？那你该不会是要做秦皇汉武？做唐宗宋祖？那这就是帝王思想。在他们看来，是这么一个逻辑。

  看到这些无端指责与恶意污蔑，并未辩解，只不屑地向友人表示：“鸦鸣蝉噪，可以喷饭。”

  所以他后来解释得很清楚，风流人物是什么？无产阶级。代表无产阶级的是谁？中国。无产阶级背后是什么？是广大的人民，他们来掌握国家的命运，掌握民族的命运，我们这个民族的辉煌才可能延续下来。

  曾在七大的开幕词中精确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是对当代中国人民最富诗意的表达。

  华龙网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最佳浏览环境：分辨率1024*768以上，浏览器版本IE8以上）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西段106号10栋移动新媒体产业大厦 邮编：401121 广告招商 传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