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人类文明进程而产生的行政区划制度，是维护世界秩序、国家发展、民族和谐、地方安宁的一项重大政治创新。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发展演变史，也是一部恢弘的“国家政区变革创新史”。古今实践充分证明，形成国土空间划分合理、空间权力高效配置、层次幅度科学匹配的行政区划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殊而重大的多重功效与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格外的重视我国的区域发展问题和行政区划工作，强调“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重要资源，用得好就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更大优势，用不好也有几率会成为掣肘。”2019年1月1日国家正式施行了《行政区划管理条例》，2022年5月1日开始实施《地名管理条例》，能够正常的看到全国行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工作总体稳中有序推进。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的意见》，为我国未来行政区划改革调整确立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面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行政区划在发挥政区固有政治功能、历史优势的同时，需要顺势而为，适时开展适应性调整与改革创新，发挥好政区综合功效。这是如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先手棋”和“关键一招”，要求我们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遵循五个方面的基本原则。

  一是有利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安全原则。新时代，人类总体安全与和平发展的大势没有变，但全球局部战事时有发生，地理政治学安全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在上升。我国古代经验启示我们，充分的发挥好、利用好政区对促进国防安全、国内政治安全的效应，是所有行政区划调整改革一定要遵守的第一指导原则。具体而言：首先，在特殊国防沿线地区，参照三沙市模式，实行特殊标准，适当设置高级别政区，高规格配置力量，确保地理政治学安全稳定。其次，在首都、国防战略城市等地，也可以实行特殊政区体系。再者，全国任何地方的政区改革调整，都必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政区工作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行政区划的重大改革、重要政策、重大调整由党中央研究决策，着力加强党中央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是有利于形成全国大市场、大循环发展的经济高效原则。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创新，要与国家重大经济战略、区域发展的策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政府改革战略等相适应、相配合，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系，加强行政区划同有关政策、规划、标准的协调衔接，发挥政区在构筑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独特优势。在中国特殊的体制背景下，行政区划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往往呈现一种特有的“行政区经济”格局，这是一种正面性和负面性兼具的合理化现象。未来的政区改革，要努力发挥好“行政区经济”的正向功能，在一些明显受制于政区分割的“经济洼地”、中西部弱中心区域，要利用区划调整手段（合并或城市升级等），整合、激发、释放本应有的区域发展活力。而在市场化程度高、城市密度高、经济发达的都市圈、城市群，要率先探索行政区与经济区相分离的制度，抑制“行政区经济”的负向阻隔效应，形成有特色的跨政区新管理体制，做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内大循环的“排头兵”“引领者”。

  三是有利于满足倾听人民呼声的社会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共同过上幸福的美好生活，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行政区划内含的户籍、福利等民生因素，使得任何区划调整变动必然的联系着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一些边界地区，政区的差异可能使得当地百姓在入学、住房、就业、救助等方面面临诸多新的困难。因此，新时代的政区改革调整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任何区划调整都要本着“改善人民生活质量”这一核心目的，谨防区划变动造成当地人民群众利益的损害，更要严防不合理区划引发件或社会冲突。同时，要建立健全行政区划调整中的专家论证机制、公众参与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多听人民的意见和呼声，提高各级各类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性、透明度，增强民众的获得感、满意度、幸福感。

  四是有利于弘扬中华优良历史传统和历史积淀的文化原则。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区划调整中的命名或地名变更方面。地名是历史背景和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或是沉淀着当地生产生活的印记，或是记录着某种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文风貌，更关系着人们的归属感和社会凝聚力。因此，新时代的政区调整改革，要严格遵循《地名管理条例》的规定，更多地从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方面出发，既要对明显不合理的专名重复等情况做合理化变更，又要防止命名、更名“任性而为”，杜绝地名混乱、混淆、重复、怪异、崇洋等不良现象，努力让地名焕发生机、激发活力、留住“乡愁”，充分的发挥地名在服务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作用。

  五是有利于自然单元完整和国土韧性发展的生态原则。中国是一个地形复杂、地理类型多样、河流湖泊众多的国家，生态安全、国土韧性是“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重要内容。在现实中，自然地理单元和行政区完全耦合的情况非常少见，行政区划分割自然地理单元是常态，这也是造成一些跨界地区生态问题长久难治的重要制度根源。因此，新时代的行政区划改革调整，要最大限度地考虑河流、湖泊、海洋、湿地、矿区、生态防护林、水源地等生态单元的安全议题，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要多做有利于生态完整性、国土韧性力的区划调整，积极探索“空气污染保护区”“水源涵养区”“生态示范区”“海洋保护区”等跨政区管理新单元，用区划的力量创造蓝天、碧水、净土、青山，助推美丽中国建设。

  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之间的关系。行政区划制度作为国家的全方位权力配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既需要国家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实践创新。从国家层面而言，要加强研究我国行政区划设置历史经验，组织并且开展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拟定行政区划总体规划思路，形成与时代发展要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趋势、大国国家结构及地位相适应的行政区划战略格局，从始至终保持行政区划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同时，要因地制宜，鼓励地方在全国行政区划战略框架内，依法有序地开展行政区划改革的实践探索，在消除区划不合理、不适应问题的同时，激发政区改革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活力。

  处理好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与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习精确指出，“要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定，做到非必要的不调、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件不成熟的不改”，这为全国各地、各类区划调整提供了根本遵循，也是辩证的科学方法。政区作为上层建筑，一定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调整变动，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慢慢的提升的需要，但行政区划调整是一项涉及地方政府、企业、居民等多元利益主体的敏感型政务，一定要在总体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行渐进式、适应性的改革调整方略，把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人民幸福放在首位，成熟一个、论证一个、调整改革一个，寻求最大利益公约数，切不可为了某些特殊地方利益而“硬调整”，以免给国家安全稳定和社会和谐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处理好刚性调整与柔性跨界治理的关系。行政区划并不是解决所有经济、社会问题的“万能工具”，既不能低估行政区划调整的作用，更不能高估或迷恋行政区划的作用，尤其是在解决因政区造成的“碎片化”问题时，重点是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健全市场体系，让市场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除了某些政区格局采取科学规范的刚性调整外，更要发挥现代数字技术优势，采取灵活、柔性的跨界治理，构筑“不打破行政边界、破除行政阻隔”的跨政区、跨部门、跨层级治理新格局。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